今年前3个月，英法德等“老牌欧洲强国”一直被接连不断的罢工困扰着：英国引以为傲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危机，数万名医护人员上街表达不满；法国人对退休制度改革的反对不仅有愈加暴力的趋势，还在街头巷尾留下近万吨无人收拾的垃圾；德国“31年来最严重罢工”已影响到该国的经济和民生，机场罢工潮导致近 10万名乘客出行不便……在福利制度危机背后，曾凸显欧洲战后融合度和价值观的多元文化也遭遇严峻挑战。伴随着多国极右翼政党掀起“政治海啸”，“难民之伤”“移民之痛”时隐时现。正如法国民调机构“意见之路”最新民调结果所显示，法国等“老欧洲”国家在财富、政治和宗教三个领域的民意统一度正在降低，国家已经陷入“严重分裂”状态。有人认为“老牌欧洲强国”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已“年久失修”，也有人抱怨政府的“小修小补”不见成效，反让国家迷失了方向。

福利之殇：像“打一场既停不下来又永远赢不了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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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提出建立全面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国家。二战后，工党政府推出包括社会保险、生育津贴、失业补偿、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创建于1948年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是全球第一个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保障制度。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这一“英国福利制度的桂冠”被当成“国家名片”向全球观众展示——体育场中央摆放着上百张病床，忙碌的“护士”照顾着“患者”，并组成“NHS”三个字母。

由著名纪录片主持人、英国政治新闻记者安德鲁·玛尔执笔的《英国现代史》一书中这样写道：“NHS让数百万英国底层民众平生第一次走进医院或诊室，享受作为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像乞丐一样奢求治疗。”尽管NHS建立之初就被人质疑“浪费和低效”，但它能帮助“去掉民众的恐惧感”，在战后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有效激励国民士气和增强社会团结。

然而，在运营近75年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却断言：“身处史上最严重危机的英国NHS体系正在分崩离析。”《环球时报》驻英国记者了解到的一组数据是：当下的英国，突发心脏病或中风的患者等急救车平均要花1.5个小时；710万英国人正在排队、苦苦等待住院接受治疗；各种延误治疗导致每周有300至500人过早离世……由于人员短缺、工作强度大、收入缩水，英国医护人员在2月中旬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游行。

在议论“看病难”时，一些英国媒体还提到本国福利制度已“无法实现其目的”，百万家庭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甚至不得不在食物和取暖之间做选择。2021年，英国慈善机构特拉塞尔基金会全年共送出220万份紧急食品包裹。去年入冬前，英国“燃料贫困户”（能源账单支出超过可支配收入的10%，且剩余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家庭）数量达到700万户，是2020年的两倍。英国《金融时报》经济主编克里斯·贾尔斯撰文称，相比其他发达经济体，英国经济看起来正饱受“慢性病”困扰。当英国政府已没钱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疲于支撑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时，就像“打一场既停不下来又永远赢不了的战争”。

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财政赤字大幅攀升。当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时，英国国王基金会的报告指出，福利国家“瘦身”是一项失败的社会实验，削减福利意味着穷人、妇女、少数族裔、儿童、单亲家庭及残疾人获得财政“救援”的很多机会被剥夺了，他们成了财政紧缩的牺牲品。

让《环球时报》驻德国记者感受最深的是，最近几年，德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众生活质量下降。在柏林，街头出现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不少退休老人在街头垃圾箱里捡瓶子去换钱。前两天，记者在公园遛狗时碰到一个穿戴整洁的白人大妈，她恳求记者给她一些零钱，并诉苦说：“现在物价高涨，我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只能用这种丢人的方式讨钱。”

今昔对比，87岁的慕尼黑退休学者维尔朗德感慨颇深。他告诉记者，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旨在让民众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国家照顾。尽管二战后西欧一片萧条，但在美国的帮助下，一些西欧国家创建了著名的“莱茵模式”社会福利体系——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保障社会公平“两手抓”。民众享受免费的医疗，还有福利住房、义务教育等权利。而这些巨大“红利”也与当时的冷战背景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当时的西德，被打造成西方福利制度和社会稳定的“窗口”，以引起其他国家的羡慕。维尔朗德难以想像，现在德英等国许多普通民众的日子这样难过。

多元之痛：出现“反主流多元文化”的民意动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后，英法德等国福利体系完成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险”的演变过程，推动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但“社会救助”增多的同时，原有的“社会保险”又因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不再保险”。从上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社会救助”这个福利工具又被法国政府重视起来，如1988年推出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1990年旨在解决贫困人口住房问题的《贝松法案》，以及2000年针对贫困人口的“普遍医疗补助”等。

在维尔朗德看来，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洲的福利就已开始面临挑战。1990年两德统一后，社会福利压力增大，经济发展放缓，促使后来的施罗德政府大刀阔斧进行福利制度改革，并引发民众抗议潮。最近10多年的金融危机、欧元危机、中东难民危机、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引发的难民潮叠加在一起，让欧洲的社会问题大爆发。

德国正在努力应对移民问题。部分德国人认为，如果要解决劳动力短缺和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个国家就离不开移民。但也有人担心，德国慷慨的福利制度会成为“吸引移民的磁铁”，并可能因此导致社会福利系统崩溃。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去年涌入100万乌克兰难民，以及22万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德国内政部的统计显示，2022年针对难民的袭击比往年增多，共计发生1248 起，平均每天都有3名难民成为极右翼分子施暴的受害者。德国左翼党难民政策专家克拉拉·宾格说：“难道我们要等到1992年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排外暴力事件重演吗？”

“德国和移民——社会制度的祝福和诅咒。”瑞士《新苏黎世报》刊文分析了德国的两难处境：如果没有移民，德国将面临劳动力不足问题，而移民增加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预算造成很大压力。目前，每个德国养老金领取者背后约有两个贡献者。而在1962年的西德，该比例为1∶6。如果移民不能很好地融入德国社会和参与就业，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就会陷入深渊。据《慕尼黑日报》报道，德国健康保险存在很大漏洞，今年缺口在170亿至250亿欧元之间，到2025年，这一财政缺口可能会增加到330亿欧元。

除了抗议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大规模罢工外，人们还记得最近一些年，因法国《查理周刊》刊登漫画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等事件，也引发过欧洲国家大规模的少数族裔示威活动。2017年5月，10位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在巴黎发布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长篇声明，对二战后欧洲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出质疑，并表示“欧洲一体化已走上邪路”，强调“民族国家才是欧洲的标志”。这些都说明阻碍法国等国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尽管在最近数十年不断做出调整，但总不能完全地“与时俱进”，导致福利改革和多元文化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以至于发生激烈的碰撞。

“我近期在巴黎的观察发现，法国等国确实出现‘反主流多元文化’的民意动向。”赵永升表示，以前那种以热情接待难民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已随着“老牌欧洲强国”境况的变化而变化，凸显欧洲多元文化政策的内在困境。

“西方的回归”：“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以《资本主义依靠福利国家制度才能生存》为题，分析西欧福利制度的危机，并试图开出药方。文章认为，福利制度改革的关键是适应老龄化和移民社会。但不容忽视的是，“福利沙文主义”在欧洲已经抬头，即主张本地出生较贫困的居民可以享受慷慨的福利，而不允许移民享有。民粹主义者认为，如果来自穷国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将加速福利国家破产，因此“需要对其享受的某些类别公共福利设置一定门槛”。

英国“埃塞克斯连续监测调查”的调查显示，主张英国“脱欧”、排斥外来移民的选民主要来自经济状况处于该国平均水平之下的地区，他们认为移民挤占了其就业和福利，同时也导致恐怖袭击事件攀升。英国“Spiked”网络杂志专栏作家拉基布·伊尔桑撰文称，需要警惕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下掩藏的意识形态分裂倾向。他举了英国莱斯特市爆发的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激烈冲突的例子——2022年8月，印巴两国国家队的一场板球比赛引发两个族群的人激烈打斗。“身份政治在莱斯特的穆斯林和印度教男青年中更为凸显，这些人更加认同自己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身份，英国人的身份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伊尔桑认为，多样性可以成为一种优势，但前提是受到“共同价值观、相互义务和共同目标感的约束”，缺失这些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多元族群社会关系就会瓦解并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福利制度和文化多元领域，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确实遇到不少问题，多年来也一直在做相应的‘修补’。”在赵永升看来，法国的福利制度整体而言还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法国政体对选民的吸引力所在，胜选者为兑现选举承诺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选民；二是尽管受到欧债危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但通过马克龙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法国仍保持着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是法国人在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时，其实更加注重的还是“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他们认为“人的生老病死国家都管了，经济发展才真正有意义”。但令人担心的是，相比福利制度的延续性，法国“反主流多元文化”的人却有增多趋势。如部分法国民众已认定，“某些特定族群更倾向于进行恐袭”，这样的氛围给法国社会能否保持高度融合增添了隐患。

柏林政治学者奥利弗·福克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完善的福利制度和多元的社会文化是体现欧洲价值观的两大支柱。自俄乌冲突以来，欧美国家想要展示西方的强大力量，但现实却是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罢工不断、极右翼蠢蠢欲动。”他认为，现在欧洲的这两大支柱遭受严峻挑战，首先与国际大环境有关，如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而欧洲在创新等领域进展放缓、经济发展乏力。其次是各国自身的问题，如英国“脱欧”、德国难民问题、法国竞争力下降。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西欧国家必须及时进行“精修细补”，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民众整体素质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领域作出变革。

欧洲一些分析人士和民众也担心，如果俄乌冲突不能早日以和谈方式解决，未来几年欧洲还会出现新的危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走得更近，并欢呼“西方的回归”。但在德国一家车企当经济顾问的克里斯蒂娜·舒尔特认为，西方内部的社会问题不能被忽视，现在也不是又可以热炒西方模式如何有吸引力的时候。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近英法德等国的罢工潮表明，等待这些欧洲国家政府的将是一个个更加棘手的挑战。